“电话出现后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再局限于物理距离，各种信息可以更有效率地传达，让人类文明的发展直接上了一个台阶。这真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。”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红收藏了不少宝贝。这家坐落于通州区的博物馆盈通配资，专门研究世界各地的电话机发展及其背后文化，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。馆内丰富的展品默默讲述着中国乃至世界电话发展的精彩故事。
清末北京最早电报局出现
走进博物馆，车志红先给记者展示了一台生产于百余年前的电报机。这台电报机周身金色，机身上有一个滚轮，上面还缠着长长的纸带，机器旁边就是发报器。车志红告诉记者，这台电报机在清朝末年传入中国。“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。清朝末年，清政府在通州区设立了北京最早的电报局，眼前这台机器就是当时电报局使用的同款。”
将时间推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，那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通过电报传递信息，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还是依靠传统的驿站传递信息，效率十分低下，这也让清政府在外交、军事等层面皆陷入被动。
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，这件事对于清政府刺激很大，朝中有不少大臣借此提出修建电报线路。当时有人提议在福州至厦门之间架设陆路电报线，在厦门至台湾之间用水线电报。到了1874年底，陆路电报线已经开始架设，但却遭到了朝中保守派的反对，自此中国第一条自产电报线“流产”。
不过架设电报线的想法并没有熄灭，不少人仍在努力。1877年，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间架设了十余里电线，并且用购置的莫尔斯电报机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报。1879年又设立了从天津到大沽、北塘等炮台的军用电报短线。
1880年9月盈通配资，李鸿章上奏《南北洋请设电报》，向朝廷提出创办津沪电报线的主张。奏折全面阐述了设立电报是为了巩固军事防务，并提出由天津沿着运河到长江以北，再越过长江，由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。奏折获准后，李鸿章于当年10月在天津成立了津沪电报总局，同时开办电报学堂。1881年12月，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津沪电报线全线试运行，沿途设有紫竹林、大沽口、临清、济宁、清江浦、镇江、苏州、上海8个分局。
津沪电报运行一年多，清政府切实感受到了电报的好处，于是李鸿章、刘坤一等人继续上奏推进南洋的电报建设。1883年，苏、浙、闽、粤各省沿海电报线全部贯通，从此中国1.8万公里海岸线可迅速贯通消息。
再看此时的北京，信息沟通依旧缓慢，南方的各种信息都是通过电报线传至天津，再由驿站送往北京，虽然比之前单纯依靠驿站时快了不少，但是效率依旧缓慢。于是在1883年，李鸿章正式上奏《展接津通电线折》。这是北京地区设立电报的第一本奏请，其中说明即将兴建的通州电报局不是一般的地方电报局，而是朝廷衙门专用的电报局。各省及外洋与清政府之间的电报，都要先到通州，然后再由专设的驿站递送朝廷。当时，驿站快马送电报到内城衙门大约需要约一小时，比天津快马送报快了许多。这一年的6月，奏章获批。
根据历史档案记载，1883年8月，已上任的通州电报局委员王继善租好了办公地点，购买了一台电报机，并完成一切前期准备工作，一个月后，通州电报局正式开局通报，结束了北京没有电报的历史。车志红告诉记者，当时通州电报局的办公地点就在燃灯塔附近。
时间来到清朝末期，伴随着李鸿章等清政府大臣出访欧美，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考察报告，博物馆内就收藏有清朝大臣出访欧美的考察报告，其中专门有关于电报电信的内容。车志红介绍：“他们在报告中详细阐明了电报的作用与意义，并且希望清政府重视电报，于是才有了这份布告。”
顺着车志红手指的方向，记者看到一份发布于清光绪28年（公元1902年）的布告原件。上面要求各地政府要保护好已经建立起的电报线不被破坏，而且要安排专员定时巡查，并且经常管理维护。车志红介绍，当时这份布告贴满全国各地，博物馆收藏的这份是贴在东北的。
同样绘制于1902年的中国电线图也是馆藏精品，上面详细绘制了当时中国境内电报线的走向。可以看出，北京以及我国沿海各城市，包括长江沿线城市和运河沿线城市均被电报线紧紧相连。同时上面还对外国线路进行了标注，例如青岛就有德国的水线接入，水线就是说明电缆是从海底接通的。可见清朝末期，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已经逐渐接受新鲜事物，但是这些动作对于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回天。
来现场体验手摇老电话
馆内收藏的电话，不管距今多少年，依旧能用，这让不少游客觉得很有意思。
博物馆一层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对磁石电话，各自的听筒放在长方形的箱子里，箱子外侧就是摇把。“这个电话熟悉吧，是不是经常出现在战争电影中？来，把听筒拿起来试试，虽然这对磁石电话已经一百多年了，但还能用呢。”车志红与记者一人拿起一个听筒，果然里面能传出对方的声音。但是总感觉少点儿什么，这时车志红转动摇把，不一会儿记者手边的磁石电话就传出了一阵“叮铃铃”的声音。
车志红介绍，磁石电话是电话机最初始的形态，两部电话机连在一起可以随时通话，转动摇把也不是拨号，只是通过发出“叮铃铃”的声音提醒另一端的人来电话了。“两部电话机之间线的长度，决定了通话距离，这通电话最开始是在战场上广泛应用。”
博物馆中的一个角落里，车志红用老电话机做了一个红色主题展览。其中有八一南昌起义时使用的电话，还有任弼时曾经用过的电话，无一例外这些全部都是磁石电话机。车志红说盈通配资，正是有了电话机，各种信息才能快速准确传递，推动了不少历史事件的发生。
展品中还有一件锡制的罐子，上面刻着“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”，另一面还有富士山图案。车志红说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，同时大量日本人也跟随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生活。“当时在东北的日本人就成立了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，为在东北生活的日本人提供通信服务。这支锡罐就是用来发放电话号码的，把诸多电话号码写在纸条上，再放进罐子里，供人们抽取。这件物品如今也是个孤品，它是世界电话历史发展的见证，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物证。”
磁石电话之后，安装拨盘的电话机就登上了历史舞台。来过博物馆的网友都有一个感受——转动电话机的拨盘，感受那份历史的触感，聆听老机械的声音真是太治愈了。
车志红拿出一个长约10厘米的小物件，中间窄，两端宽，其中一端较扁，方便手指捏住，另一端呈圆柱体，细看之下与拨盘电话的圆孔口径相当。“这是拨号器，20世纪30年代后，拨盘电话在使用时不是用手拨，而是将拨号器放入圆孔转动。”车志红说，由于当时拨盘电话大多放置在高档场所，所以打电话也是有身份的事情，相应的拨号器就产生了。“就像如今的手机一样，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只要出门就带着拨号器，而且拨号器的材质也是身份的象征，我见过用珐琅制成的。”
展品中见自主研发之路
就像本栏目之前写过的很多博物馆一样，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中也能看到我国自主研发的影子。
博物馆中收藏了一部1932年生产于天津中天电机厂的电话机，车志红说，这是咱们国家生产的第一批电话。当时南京的电信部门公开招标，中天电机厂竞得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生产。“一部电话机所有的零部件我们都完成国产了，唯独拨盘不行。”车志红说，电话机拨盘的难点在内部，需要转动拨盘达到精准发出信号的目的，这项技术当时我们还没有，最终这批电话的拨盘是从德国进口的。
改革开放后，我国已经可以自主生产电话机，但是当时的电话机只有各个厂子的标准，没有国标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各地都有快速通讯的需求，需要尽快制定电话机的国家标准。
博物馆二层的展柜中可以看到，一些试验电话机机身上贴着各种标识，都是用于检测的电话，最终1979年我国电话的国标诞生，并于1980年在深圳推广，也让深圳一跃成为世界的电话工厂。
成为世界工厂后，深圳开始为世界上不少电话厂商代工，进而出现了一批在如今看来也十分时尚的电话机。一旁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摇滚歌手“猫王”普莱斯利的“手办”，双膝微曲，胸前挂着吉他，右手握着麦克风放在面前。这时车志红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猫王立刻开始扭动并播放他的歌曲，其实这是一台造型电话机，听筒就在猫王脚边；旁边还有一个酒吧造型的电话，拨通后这间“酒吧”便可灯火通明，通过窗户还能看到里面喝酒的客人和吧台后面的酒保，铃声则是悠扬的爵士乐，听筒就在“酒吧”屋顶。
车志红说，这些都是当年深圳代工的产品，十分个性有趣，即便今天放在家里也毫不过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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